英国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1990年下降22%超出目标

25这种表态并非全是敷衍，徐世昌从 1918 年 10 月 10日到 1922 年 6 月 1 日任总统，其基本执政思想是偃武修文、废督裁兵。

政府在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诉讼权利的关系时，应当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保障司法权和诉讼权利的行使，从而保障司法利益的实现。（二）不作为责任的缺失1、对于人事任免方面的非法干涉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都明确规定法院院长由人大选举或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比如2002年，公安部装备财务局通过百县公安经费保障情况调查活动了解到在公安系统中，办案、装备经费缺口大。而目前由于经费保障不足所导致的这些制度运行不畅的现状表明，政府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支持力度不够。其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注释】[1]关于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然而，地方政府对这方面职权的行使也不尽如人意。

法律援助发展遇到了经费障碍，其责任主体当然是政府。目前，司法部和其它12个部委正积极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立法，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矫正制度。我国法制建设的内容，在横向的维度上应由强调经济立法转变为经济立法、社会立法、民事立法、刑事立法等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凸现社会立法、生态环境立法为重心的立法格局。

与立法规模直接相关的是立法速度问题。同时这些事项又是跨国界的，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单独完成。那么百来件地方性法规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上述任务的。在私法外，公法本身就是一个由国家政权机关予以构建的法律制度集群。

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规模更为庞大，不含条文注解的官方版本就有200多册。【关键词】21世纪时代特征。

[31]这些成就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为下一步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过去的成就缔造了未来的发展，但人类取得的成就不是全球化的，人类发展并不平衡。以判例法传统最为深厚、对法律持极为保守态度的英国为例，该国现有法律法规四万二千余件，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种形式的立法，其中自1996年至2008年间制定的法律和法律修正案就有3680件。当然这种技能还需要当代中国人进一步予以研究、开掘和古为今用。

这一运动可能是一首史诗，也可能是一场梦魇， [4]它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将人类取得的各种成就迅速地普及于全球，也可能成为实质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美国中心主义，从而造成对弱势国家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在判例法传统最深的英国，学者马丁·夏皮罗指出，由议会确立法院的组织结构、法院的程序和法院应适用的实体法，作为法官自治性的真正基础—普通法具有的令人费解的特性已被议会的制定法打破了。这种制度蜕变的结果就是回应型法的诞生。[26]就我国现行有效的法的数量而言，根本无以达到上述法治国家的标准。

首先，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以维护人权为价值核心。如同经济领域经历了一个自由主义到政府干预的变化一样，在21世纪的发展和危机面前，许多法律领域已经无法依据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缓慢形成，而必须通过政府的构建或修正来完成和完善自身的体系和内容建置。

如果以保守的立法规模计，我国自现在起的四十余年每年应当制定约200件法律，这恰与美国国会立法的速度大致持平。各国法制实践表明，判例法这种主要以时间积累和自然演进为基础，并有赖于深厚的司法传统的法的形式，在当代的时间概念下显得力不从心，不足以应对时代对它提出的效率和内容两方面的要求。

[21]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是由判例法和制定法两方面构成的，在卷帙浩繁的判例法之外，制定法的规模同样不可小觑。第一，在法律制度中纳入更多国际化因素是对法律全球化趋势的正面回应。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愿为这样的目标努力，最后也会证明这些目标是高超的。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和国际犯罪等问题，很难凭借一国之力独自化解，这就需要在本国立法中吸纳国际习惯和国际规则的因素。事实上，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任务不仅是繁重的，而且也是紧迫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新型的权利和自由保障。

[25]可以想见，在英国和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是如何细密周全、有条不紊地规范着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在法的统治下的国度。如何才能保持人口增长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平衡：如何鼓励伦理市场经济以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20看到这样的数据，我们同时想到的是，日本是一个国土仅为我国的26/1、人口只有1个多亿、近乎单一民族的国家，它们尚且有如此规模的法律制度，相比之下，我们又当如何呢？此外，在德国，联邦一级的法律占国家法的大多数，现行有效的法律数量达4000多件。另一个是人类生存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它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

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导的法律制度建设已不敷需要。但是目前我国立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根据有关数字显示，我国自1979年至2007年的29年间，其制定了包括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内的221件法律，[27]平均每年7.62件。

另一方面，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如果继续贯彻这种立法战略，则不是高明之举。为适应加入WTO的挑战，中国法制必须尽快作出回应，这种回应是全方位，包括开放性的、防范性的和保护性的回应[11]例如，美国证人保护措施中的紧急迁居、长期迁居、审前安全措施和庭审安全措施、刘狱中的被害人和证人实行保护性监禁、社会辅助工作等措施，都带有行政性，需要行政机关来完成。[9]为此，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拨付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目前，我国各地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一般是政府财政拨款、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及社会捐助三部分。特别是今年4月1日，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从总体上降低了诉讼费用的交纳标准，加大了司法救助的力度，有些基层法院的诉讼费将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政府的职权是由宪法所确定的，不论是传统型政府、现代型政府还是过渡型政府，从其职权范围与属性上看，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拥有保卫、领导、管理、服务等职权。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求政府在行使领导、管理等职权时，应当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司法活动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摒弃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积极为司法活动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

维护司法公正是我国政府的工作任务之一。《行政复议护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

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都明确规定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权属于各级人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动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保护当地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观念和行动。[9]《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编制国家预算、有权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经济及城乡建设、有权领导和管理公安、司法行政工作。

但关于地方财政每年拨给政法机关的经费项目、标准、增长的比例、时效、责任等未有明确规范，导致现实中地方政府拨款的随意性。因而建议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对于这些具体的保护措施加以规定，形成制度，从而保障诉讼法中的证人保护条款能够得以落实。

【注释】[1]关于政府，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然而，实践中的做法是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前还有党委提名的隐性环节存在。目前法院、检察院行政级别低于政府机关的现状是造成司法机关受制于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在检察官与法官行政级别存续期间，应当提高其行政级别，使其与地方行政人员平级。